這一階段還有三個體會：(1)不能一味追求單一的特異性指標，若「證」能找到單一的特異性指標來體現，那說明已符合疾病的診斷標準，而進入到「病」的範疇。腎陽虛證所見異常指標的陽性率為60%～85%，內分泌軸上也是散在的隱潛性變化。(2)證是一種綜合的功能態，它是動態的，可以發展，可以轉化，人體生理有強大的調節能力，不斷透過回饋機制使機體達到自穩態（homeostasis），其病理表現則是調節控制能力失常。(3)從臟腑辨證思路進行研究雖然推論到病理發源地，但還不能找到具體的與證相對應的實體以及調控中心。
80年代中期起從方劑辨證思路著手，中醫傳統一向著重於從證效關係來判別辨證的正確與否，張仲景的「有是證用是方」顯示證的存在可由藥物驗證而確認。臟腑辨證必須從人體表現的證候外象入手，因此研究對象都是人，人體研究在取材上有所限制，第一階段的研究認為腎陽虛證的病理發源地在下丘腦亦只能是推論而已。為要驗證調控中心是否定位在下丘腦，第二階段的藥物驗證需取材下丘腦，這就不得不以動物模型為對象，選用生理性腎虛的老齡鼠以及用外源性糖皮質激素（皮質酮）造成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軸抑制模擬腎陽虛兩種模型，以其病因明確、條件可控、隨意取標本，並可用不同的經典方劑進行對比研究，這為闡明病位、找到藥物作用於腎陽虛證的調控中心，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
1986年觀察到補腎益壽片對老年人的血清睪酮有明顯提升作用，而用四君子湯則無作用。故將24月齡的老年大鼠分補腎（用補腎益壽片）與對照組，並與4月齡成年大鼠作比較，特取材於下丘腦，結果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比成年大鼠明顯下降，補腎益壽方藥有效改善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說明補腎藥可直接作用於下丘腦（2），並成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之一。
1990年在補腎與健脾藥物驗證對比研究中，發現老龄大鼠下丘腦trh、lrh及下丘腦單胺類遞質ne、da、5-ht、5-hiaa出現不同程度的紊亂，補腎方藥「壽而康」能有效改善老龄大鼠上述各項指標，健脾方藥作用不明顯，說明補腎藥能改善下丘腦兒茶酚胺類神經元機能的老化，而健脾藥則不明顯（3），是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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